土耳其女孩Ayse：我不喜欢埃尔多安 | 世俗还是宗教——土耳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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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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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还是宗教？这一直是摆在土耳其这个国家面前的艰难选择。

之所以说是艰难的，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来说，对于任何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普通信徒来说，这种选择都是痛苦和压力重重的。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是摆在大多数近现代国家历史和政治领域的重大课题。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世俗国家来说，这样的课题也许并不重大，而且相对陌生。

如果我们不是被网络变得日益狭小的地球村的一员，如果我们不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深度参与者，那么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处之泰然，但很显然，我们无法做到完全无视这样的话题。

2013年9月，我在四川康定路遇土耳其女孩Ayse，相谈甚欢。

出于对异国他乡真实情况的好奇，以及对于政治类话题一贯的敏锐度，我把话题引向了土耳其的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与对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的崇敬喜悦的态度明显不同，Ayse在谈到埃尔多安时，表情开始凝重和不悦，更是明确表达并不喜欢这位现总统。

出于礼貌，我并未询问这位土耳其女孩个人的宗教信仰，但从其穿着举止和学习、就业经历来看，Ayse明显没有穆斯林女孩身上散发出的典型特征。

这是位在土耳其城市里长大的，世俗化和国际化都很彻底的女孩。

对于保守气息浓厚的埃尔多安将把土耳其带向何处？Ayse表现出了担忧，并提醒我们暂时不要把土耳其放到旅游计划中去，因为随着保守势力在土耳其国内逐渐抬头，当时的土耳其国内政治局势紧张，示威和暴力时时浮现。

而几年后的今天，土耳其处于世界新闻的焦点，并无夸张的说，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观察。

因为，土耳其，这个被公认为世界上世俗化最为成功的伊斯兰国家，现在，遇到了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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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代很多新兴国家一样，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都是沿袭的民族主义路径。

在输掉一场世界大战后的旧奥斯曼帝国的子民，在凯末尔的带领下，侥幸赢得了与希腊的战争，避免了被瓜分殆尽的命运，这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强大政治手腕得以在土耳其顺利实施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基础。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凯末尔出任总统。

在国内，他总揽军政大权，推进世俗改革。

他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宗教事务由被政府控制的宗教事务局来管理；他废除了伊斯兰宗教法律，关闭了宗教法庭，仿照西方国家制定和颁布了一部又一部法典；他废除了宗教经院、宗教学校，学校全部改为教授现代西方学校的课程；他还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用罗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

六百余年的奥斯曼王朝被雄心大略的凯末尔一手埋葬。

凯末尔世俗改革最为显著的成就就是把宗教信仰严格控制在了个人领域，把伊斯兰教彻底赶出了公共领域，使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不当干预降到了最低程度。

在国际方面，凯末尔用纯熟老练的外交手法，在美、苏、英、德各大国之间尽力保持中立、自如游走其间，成功为土耳其赢得了发展的安全空间。

在凯末尔主导下，土耳其与希腊签订友好条约，进行人口互换，希腊领土上的穆斯林迁至土耳其，土耳其领土上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迁至希腊，从人口结构上成功排除最大隐患。

唯一没有进行人口交换的地方是之后被英国人直辖统治的塞浦路斯岛，在英国人离开后，岛上的希腊人和土族穆斯林就爆发了基于种族和宗教的严重冲突，时至今日，希族和土族依然处于南北实质分治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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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末尔1938年去世后，凯末尔对土耳其社会坚定世俗化的改革和政策并未离去。

在一大批信奉“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实权人物和军官集团的延续下，土耳其在世俗化和加速融入现代世界的道路上一骑绝尘。

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63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结盟协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欧洲委员会首任主席沃尔特-霍尔斯坦称颂此项协定是对“土耳其是欧洲一部分”的明确承认。

当欧共体只有6个成员国的时候，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就表达出了加入的愿望，土耳其人“脱亚入欧”的强烈愿望可想而知。

而那一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只有5岁。

1954年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的埃尔多安，从小就精力旺盛，在多个领域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

他曾经是个职业足球运动员，写过诗，毕业于马尔马拉大学商学院，这个天生的政客15岁就找到了日后事业的方向，加入了土耳其繁荣党青年预备队，从此开启了从政之路。

西化的外表，内在的保守，是埃尔多安能够在土耳其国内始终掌控政局，在国际上左右逢源的法宝。

在国内居民99%都信仰伊斯兰教的情况下，即使在“凯末尔主义”是几代土耳其人基本共识的土耳其，教权主义都是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即使在其所在的土耳其繁荣党和土耳其美德党相继因为支持政教合一的倾向，都被司法机关以违反土耳其宪法的世俗原则为由取缔，埃尔多安本人也曾经因此被捕入狱。但在埃尔多安出狱后，依然可以在2001年组建正义与发展党，一年后该党就赢得议会选举，并在2003年接替辞职的总理，原正发党的副主席居尔，成功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的中心。

埃尔多安如此迅速和顺利的摆托了政治和法律对其从政的束缚，除了其在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积攒的人气外，和其本人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土耳其国内宗教保守势力的不断抬头不无关系。

然而，即使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如此明显，但无论在土耳其国内还是国际，大家对此都不以为然，因为，相较而言，埃尔多安在经济上交出的答卷实在是太亮眼了。

在其出任土耳其总理后，土耳其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7.3%，跑赢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从2003到2011年，土耳其人均产值从2500美元增加到10522美元，足足翻了三番。

2011年，埃尔多安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人物，被《经济学家》称为“新时代的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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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在任内不断谋求加入欧盟，在中东地区强力反对以色列，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左右逢源，从凯末尔时代就开始的外交灵活度在埃尔多安的手中依然玩的娴熟。

虽然多年迎合西方的努力依然没有让土耳其成功进入欧盟，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却如日中天。

2010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出资在伊斯兰国家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题目是：谁是你们最尊敬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结果埃尔多安以绝对优势当选。

然而，如同土耳其女孩Ayse所担忧的，在埃尔多安近年来成功的清洗了军队、司法系统之后，似乎已经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埃尔多安带领土耳其抛弃凯末尔奠定的世俗原则，朝着伊斯兰化的方向绝尘而去了。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预言到，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他称之为“断层线战争”）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

这就是著名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这样的论调在提倡文化普适、多元共存的欧美社会中，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

目前的问题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明星埃尔多安，遇到了一贯“政治不正确”的特朗普，里拉8个月内崩掉了40%。

这可能只是麻烦的开始，下一个问题是，土耳其会不会宿命般的变成另一个伊朗。

作者简介：北游，自2004年起坚持互联网写作至今，笔耕不辍，长期专注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对社会热点和公共事务见解独到，文章在凯迪、天涯、搜狐等全国知名BBS被阅读数千万，屡屡成就现象级文章。现为“北游说事儿”和“北游说康德”公号主，锐见传媒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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